在浙江，整个政府体系，从没有向现在这样，自上而下地努力寻找改革开放的制度动力。
据悉，在进入6月份之后，一份关于浙江省扩大改革开放的11个文件在几经反复酝酿后，已经接近尾声。
来自浙江的智囊们告诉本报记者，这是一次政府理直气壮的接棒。“浙江省级层面如此密集地推出这么多的指导意见，且措施十分具体，这在浙江这些年来的发展当中，还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委员蓝蔚青说。
这份厚达97页，覆盖了对外对内开放、国资监管、人事制度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工作、发展村级集体、海外创新人才引进、小额贷款和排污权等11个方面。
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提升浙江经济国际化水平，再创发展新优势，成为这份厚重的文件的开篇语句。
对于此次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浙江来说，上述这段话颇有“逆水行舟”的味道：当一些沿海省份反思外贸依存度过高，积极转向内需市场转型升级之际，浙江此番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心，无疑来自于对改革深化必将继续释放新动力的判断。“是用心之深，值得期待。”浙江省一位智囊这样表述。
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指出，企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一定的要素的支持。这个要素的支持要有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去引导。而许多要素控制在政府手中，政府扭曲要素价格。要素价格体系不是非常合理化的。在这一点上，浙江需要进行改革。
例如，在小额贷款、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等方面，浙江正酝酿放开更多的封闭领域，让市场资源更好的配置要素。在争抢十分激烈的小额贷款执照上，浙江此次公开提出允许每个县市区增加一个小额贷款公司的名额。
一份在浙江流传的“决策参阅”
一条明线，一条辅线，这是上一个30年浙江经济先发优势的制度架构。
但是，种种迹象显示，从这一轮经济周期开始，将是两条平行线的制度架构力促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这两条线既是来自民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
据悉，在浙江省的这轮寻找制度先发优势的讨论中，政府责任归位，成为一个新的话题。
这从最近有关媒体报道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民企监管的调查与思考》的材料中得到注解。这份材料是绍兴市政府部门调查的一个结果。
在金融危机前后，在绍兴这个民资占了7成以上的地级市，在政府部门对“华联三鑫”、“江龙控股”“纵横集团”等进行调查后，发现了五大政府缺位问题。
其中来自企业的失控包括：投资决策失控、经营模式失控、社会融资失控、财务管理失控、制度运行失控五大症结。如对于社会融资失控，调查发现，对于造血功能不强的企业，不得不求助高息民间借贷，易陷入“融资-加大财务成本—扩大融资需求—再加大财务成本“的恶性循环。
调查发现，诸如江龙控股、纵横集团、五环氨纶等企业均涉足民间高利贷，金额多达几亿甚至十几亿，月利率高达9分甚至2角。
在企业失控的同时，调查也发现了政府的缺位，这其中包括了四大政府机构失管的问题，分别是难作为，不作为、迟作为、乱作为。如在迟作为上，各级各部门常常把监管工作放在已经出现严重问题、濒临破产的企业上，存在重事后解困轻事前预警的倾向。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存在的问题是，在企业效益好的时候盲目追加贷款，发现企业经营困难时，又急于抽贷，使企业“雪上加霜”。
在绍兴相关部门的这份调查中，也随即给出了加强政府到位的监管措施。调查材料建议，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形成企业监管合力。材料还建议，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要处理好服务企业与加强监管的关系，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理直气壮地开展监管。
在监管方式上，调查材料则表示，要整合现有企业解困和风险防范组织机构及监管部门职能，成立市、县、开发区、乡镇(街道)四级政府监管服务民营企业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建立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等制度。
而在进一步的健全监管制度上，调查材料也给出了五个方面的解决方案。一是建立企业风险评估预警机制。设置民营企业经营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将企业“四欠”(欠息、欠费、欠税、欠税)和三“高”(高息融资、高额负债、高额亏损)作为监控重点；二是建立企业资金流动监测机制，加大对民营企业大额资金进出的监控力度；三是建立企业经营审计监管机制；四是建立企业运营信息分享机制；再就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这个改革首先出现在了民营企业最为活跃地区之一绍兴，又在浙江的其他地方被研究复制。绍兴市这份《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民营企业监管的调查与思考》甫一出炉，就受到浙江省一些地级市和相关部门的重视，被作为“决策参阅”在浙江省内流传。
这个地级市的政策仅仅是浙江各级政府重新反思政府介入经济的一个细节，“深化改革开放”的整体性报告出台，则更有标志性的意义。
逆水行舟”更需政府接棒
“浙江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长时间的繁荣，各种矛盾和问题都在累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种矛盾开始显性化。”谈到这份整体文件出台的背景，浙江省发改委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解释道。
一季度，浙江GDP增速位列全国倒数，这让多年来已经习惯于高速增长的浙江经济，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
破解这个压力，浙江选择了逆势而上。这源于浙江上下新的共识：继续保持浙江省开放型经济在沿海地区的领先地位，加快提升浙江经济国际竞争力。
但或许仍需在比较中容易看到症结。例如，在浙江的出口结构中，高新技术产品占比仅为6.87%，而江苏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高达43.8%，浙江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为44.12%，而江苏占比高达74.4%。与此同时，浙江纺织服装出口占比高达27.39%，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家族企业牢牢占据浙江经济的主力。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委员蓝蔚青认为，目前浙江政策层面一致共识是，真正让大家担心的还不是经济的下滑，而是怎样完成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反倒是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浙江在此时推出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着眼点便在于此。
在这份厚重的文件中给出了数据目标：到2012年，浙江省年货物进出口规模突破3000亿美元(2008年这个数据是2000多亿美元)，其中出口规模超过2200亿美元。
逆势而上的数据需要机制上的相应变化。除了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的支持政策外，在加快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步伐上，文件提出了“鼓励企业开展与国际品牌多种形式合作，走自创和并购并举之路。力争到2012年浙江省自主出口品牌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量的比重达30%左右”。
卓勇良认为，浙江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往下掉的同时，浙江的转型升级也迫在眉睫。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的体制机制必须要加快转变，以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这个升级方式，浙江除了调出口结构外，另外一个方式是进一步鼓励企业走出去。这也给出了一个目标数据：到2012年，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0亿美元。
除了进一步简化对企业“走出去”的审核和管理程序外，浙江为此还将加大金融支持扩大“走出去”项目的融资渠道。目前放宽融资担保限制和外汇额度限制的政策已经提上议程。
在双走出去之外，一项外资短腿的浙江也开始在全省复制外资引进的新思维。如浙江开始着手，引进一批技术密集、产业链条长的龙头型和基地型外资项目。
在吸引外资上，也给出了目标：届时吸引外资100亿美元左右。
对此，在机制上，将加快建立健全外资大项目招商、审批、建设分层推进机制，实施外资大项目的信息报送制度和党政领导联系外资重大项目制度。
由此可见，这11份文件所涉领域虽然分散，但都清晰地指向了地方改革的制度“深水区”——这正是以往民企自下而上所不能突围的“天花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