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创时的8名员工、5万元启动资金、年产值1万元，到目前的3万多名员工、年营业收入超过700亿元，从柳市的一个家庭作坊发展成为中国工业电器与新能源领军企业之一，出生草根的南存辉，正带领着正泰集团，紧跟时代步伐，在商海中纵横捭阖，不断书写着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奇。
破茧：与智造同行
1991年，南存辉从“求精”分家出来，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了中美合资温州正泰电器有限公司。1994年2月2日温州正泰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此后，正泰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龙头，以品牌为中心，先后将30多家企业“收编”进来，成为正泰的成员企业。
二十多年来，正泰在发展低压成套业务的同时，也在围绕“电”字谋划新的生长点，不断深耕实业主业。
随着光伏产业逐步铺开，正泰新能源业务的触角从组件生产、销售，延伸至光伏电站投资、EPC服务，形成多元化、动态平衡的业务布局。其中，光伏电站业务被视为正泰开拓国际市场的“火车头”，火力全开拓展商业版图。
目前，正泰新能源已在全球累计投建光伏电站4000兆瓦，建设光伏电站超过500座，已经成功在多个国家投资及开发大型太阳能电站项目，同时正积极在东南亚、印度、拉美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太阳能电站投资和开发布局。
2019年9月，在瓯江之畔举行的国际工业与能源物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正泰集团正式发布了正泰云——正泰工业互联网平台，这标志着正泰集团以 “一云两网”（正泰云、正泰能源物联网、正泰工业物联网）发展战略，在探索大数据、物联网、AI的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
正如南存辉所说：“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重要载体，是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的基础。两化深度融合，将不断孵化出新业态新模式。对于正泰，新技术带来的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系列的发展进化。”
蜕变：与世界齐舞
随着国内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扩大，正泰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国际市场。走出去，说易行难。
自成立之初，正泰就有很强的全球化发展意识。“当时我们是‘本土全球化’，在温州做国际贸易的生意。”南存辉说，“如今正泰是‘全球本土化’。要在当地站稳脚跟，关键是要建立牢固的‘根据地’，而本土化经营是建立海外 ‘根据地’的重要法宝。”这与普通企业的对外思路截然不同，也意味着更高的市场拓展难度。
正泰多年来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产品走出去、服务走进去、技术走上去”，在海外市场经历了从产品输出到服务输出，再到投资并购的不断升级，产能布局、工程承包、资产并购等全面开花，国际业务呈高速增长态势，闯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全球化之路。
如今，“CHINT”正泰造闪耀在80%以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功在北美、欧洲、亚太布局三大全球研发中心，产品和服务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2018年，正泰新能源板块的出货量，海外销售占比超总量的一半以上。
正泰还先后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数十个国家，承建了上百座33kV~500kV电压等级的变电站和输电线路工程。
开拓国际市场，正泰没有终点。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正泰执着坚守，铸就自己的创新之剑。35年间，事业版图陆续突破温州、浙江和国境，成为全球化集团的同时，更成为参与全球能源变革的先锋。
——浙江企业诚信文明建设之路
导报记者 安宇/文
70年发展之路，对于一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奔跑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追赶、质疑，再造信誉、涅槃重生。当人们窥探“中国奇迹”的发展秘笈，信用浙江建设一定是最为典型的样本之一。
时光倒退40年，温州鞋业还未练就“火志铭”，乐清低压电器徘徊在十字路口，义乌小商品城假货被人诟病。如果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地方要么是农田，要么是荒地……而今，这些带有块状经济或行业产业特色的信用示范地，早已今非昔比，“诚信”二字的分量显得份外厚重。
新中国成立70年，浙江从一穷二白到经济大省，国民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15亿元跃升到2018年的5.6万亿元，70年间增长3700倍，并率先建成覆盖五类主体公共信用评价体系，其中企业公共信用评价覆盖全省230.3万家企业，守信已成为此地的“通行证”。
浙江人明白，今日发展之“甜”，源自从前信用建设的倒逼之“苦”。
市场经济沙石俱下，一些假冒伪劣的阴影逡巡不止，一些企业被逼到生存的边缘线，被诚信遏制住的增长曲线，拷问着这片发展的热土。20世纪80年代，浙江政府部门在破立结合中开始企业信用建设。一方面，持续不断打击假冒伪劣、整治市场失信行为；另一方面，开展企业“守合同重信用”等评比活动。
步入新世纪，率先发展的浙江，在闯世界创市场的经济浪潮中，把“义利并举”的传统融入现代企业制度，创造性地进行着现代市场经济信用文明的建设与洗礼。
每一次抓住机遇的变革，都会酝造影响深远的变局。
2002年，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正式提出建设“信用浙江”战略决策。很快，全省上下统一了思想，“信用浙江”建设成为全省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变经济发展观念的重要抉择。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针对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期的信用瓶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这样写道，“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遵循“信用浙江”建设思路，浙江政府部门开创性地以企业为突破口，一手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市场机制，一手加强文化建设塑造“浙商”信用形象。浙江深谙，企业信用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要推进这项政府战略工程更好地贯彻实施，对于信用建设者来说，不仅要有情怀，更要有责任和担当。
放眼那十年的浙江，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组织实施“百万企业信用工程”；以“信用引领企业腾飞”为主题举办首个浙江企业信用活动周；《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出台；全省首个“企业信用研究基地”在杭州挂牌成立……
着眼各市，义乌将“诚信义乌”建设列入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温州召开建设“信用温州”万人动员大会以打造“信用温州”；嘉兴多部门共同签署信用合作协议，在全省首推“信用联监”机制……
如果说，在“信用浙江”建设最初的十年，是严格的失信惩戒“倒逼”民企转型，那么往后的日子，“信用浙江”作为一种商业文明，则在之江大地上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裂变。
当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当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深改委）会议，专题研究信用建设工作；当浙江全面部署实施信用“531X工程”，当省政府提出“把信用浙江作为头号工程”高标准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
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点燃“良知之火”，铸就了温州企业诚信的图腾；乐清2500多家企业获得3C认证证书3.5万多张，并于去年获批“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城市；义乌市场信用APP成为全国试点推广项目，2018年通过信用APP查询商家促成交易近73亿元。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自觉地将诚信文明注入企业文化基因。他们靠着敬业兴商、诚信致富的精神，参与国际分工，整合全球资源，化解“瓶颈”制约，为天下浙商贴上了“诚信为本、行稳致远”的标签。
诚信如金，于民营企业如此，于广大浙江人民亦如是。
旧思想的轨道上，生产力的车轮注定行之不远，要迈开“两个高水平”的步伐，诚信文明建设是最好载体。这是浙江人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得来的经验，也是当今中国最突出的时代主题。
市场繁荣绽放了诚信文明之花，诚信文明将缔结更多繁荣之果。抚今追昔，信用春风化雨泽润了百业，信用给了浙江强者恒强的底气魄力。
轨迹——
解码信用建设的浙江路径
导报记者 安宇/文
信用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答。
对于拾起祖业的温州鞋人来说，信用是让产业复活、让城市觉醒的“逢生”之道；在义乌市场经营户王国田眼里，信用就是经营砝码，靠着指尖信用APP，迎接世界客商；而于每个守信者而言，信用是手握芝麻信用，在出行，通讯，住宿，旅游等各方面享受更多便利的新时代……
新中国追求富强70年，改革开放拥抱世界40年，之江大地，寻常百姓家，一句“民无信不立，市无信不兴”传承永续，诚信文明被深深刻进了发展的年轮。
信用建设，是瞄准高质量发展的深度变革，是迈向高品质生活的奋斗足迹。如何让信用与发展同行？浙江奋力书写着自己的答案。
信誉再造稳根基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队伍快速壮大。伴随着GDP一路狂飙，浙江也早早地遭遇了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社会信用体系难以适应和支撑市场体系的发育，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约失信行为时有发生，最终演变成区域性造假、集体失信，成为浙江发展的“挡路石”。
20世纪80年代，浙江在破立结合中开始企业信用建设。而打击制售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首先从打击制售假药行为开始。
1984年初，国家卫生部针对瑞安县马屿区一些不法分子制售假药、坑害群众的事件，向全国发出通报。浙江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彻底清查坚决取缔制售假药的紧急通知》，将打击制售假药的非法行动列为打击经济领域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主要内容。
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行业是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重灾区。1987年11月，省政府发出《关于坚决查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通知》，从生产和流通两方面入手，重点抓食品、药品、烟酒、化肥、农药、建材等重要商品。
1992年2月，省政府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活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活动的专项斗争。包括省工商局在内的11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打假治劣保优”宣传报道的通知》，一批假冒“西湖”“快鹿”味精，“茅台”“五粮液”名酒，“云烟”“红塔山”名烟的案犯被收审、逮捕和起诉。
除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浙江政府部门各司其职，通过查处不正当竞争、取缔无照经营、打击走私贩私、查处商业贿赂、整治虚假医疗广告等活动，整饬市场秩序。
严厉打击，让浙江民营经济发展陷入迷茫。于是，浙江又着手开展企业“守信用重合同”等评比活动，立志为社会再造 “浙江制造”的声誉。
1985年3月，当时的省工商局下发《关于开展命名“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活动的通知》，开始“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培训活动。
2000年，全省开启以合同公示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合同信用工程。
次年10月，省工商局印发《企业信用记录制度》，企业信用管理机制逐步完善。
这些风风雨雨的历练之后，浙江人特别是浙江民营企业已经认识到：浙江产品要走出去，应当以诚信为根基，再创浙江品质。
“信用浙江”大跨越
历史的发展，总有一些关键时期。新世纪之初，浙江便迎来了这样的关键节点——一边是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的大门进一步打开；另一边是浙江经过改革开放初期20多年的高速发展，要素制约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
如何迎接挑战，怎样把握机遇？浙江迫切需要新理念来指引发展。
2002年，浙江省第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信用浙江’，进一步发展健全有序的市场体系”，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正式提出建设“信用浙江”战略决策。
蓝图绘就，使命如山。全省各地加快了“信用浙江”建设步伐。因为浙江人知道，这对于保持先发优势、增强浙江的后续能力、形成浙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基于工商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职能，在信用浙江体系的构建中，工商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用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快速通道。”时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总结，工商的职能是打假、护真、维权、规范、监管，其全部内核可以归结为立信。即记录信用、培植信用，监测信用，提高市场的公信力，并通过工商信用建设，为企业积累信用资产，为经济营造信用环境，为市场经济秩序建立正确的导向。
仅一年之后，浙江已经在全省11个设区市、5个县（市）和省工商局本级开展企业信用监管评价试点工作，初步构筑起以市场主体为对象，以经济户口为基础，以信息化为手段，以信用评价为杠杆，以信用格式为内容，以信用资产培植为目标的企业信用监管新体系。
明显的实效性进步出现在2004年。这一年，浙江在全国首开先河，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以工商系统登记的“经济户口”数据库为基础的企业信用监管信息化体系，这套体系奠定了把工商的信用监管推向全社会的基础。
为进一步彰显信用对企业外树形象、内强管理的作用，2006年，浙江举办了以“信用引领企业腾飞”为主题的浙江企业信用活动日。2007年，原本的活动日扩大为省市县三级错时联动的“企业信用活动周”，省工商局于10月22日首次向社会公布了失信企业的“黑名单”。
同一天，全国首部《企业信用管理标准》和《信用服务行业标准》也在浙江出台。“守信者走遍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成为浙江企业的共识，而以“警示在先、惩戒在后，立信为主、处罚为辅”为原则的多层次失信惩戒制度，开创出浙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新局面。
征程万里再起步
从一穷二白到经济大省，GDP从1949年15亿元到2018年5.6万亿元，70年浙江实现了历史性转变。转变的背后，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发挥了作用。
2014年，浙江出台《浙江省企业信用联合奖惩实施办法（试行）》，将企业信用档案按照A、B、C、D进行分类。2017年，省发展改革委、省信用浙江建设领导小组牵头制定印发《五类主体公共信用评价指引》，基本建立了以企业、自然人、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五类主体公共信用评价体系，标志着浙江向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迈进了重要一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深改委）会议，专题研究信用建设工作。
2018年1月1日，《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信用浙江”建设进入有法可依时代。
2019年，浙江省政府提出“把信用浙江作为头号工程”，全面部署实施信用“531X”工程，以更精准的“管”来保障和推动更大幅度的“放”，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如今，浙江的信用档案已覆盖企业239万家、18岁以上户籍人口4233万人、社会组织5.4万家、事业单位3.4万家、政府机构4853个，“事前管标准、事中管达标、事后管信用”的全流程闭环监管体系初步形成。守信用也不再是图个虚名，它可以变成真实的财富。
在嘉兴海盐，小微企业共有10887家。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海盐农业银行，以“小微企业成长卡”为载体，构建依靠信用资产积累获得金融支持的“守信贷”融资新模式。截至目前已发放近200张“小微企业成长卡”，累计发放超2亿元贷款。
除了把信用转变为企业发展的无形资本，全省市场监管部门还在积极探索让信用监管变行之有效的方法。
比如金华义乌，眼下正试水企业信用“驾照式”管理。信用监管12分制上线后，部门监管的手段更加丰富，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国之信，重九鼎；人之信，诺千金。征程万里再起步，面向未来，浙江必会上下求索，推动信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纪事——
浙江民营企业信用建设十大事件
见习记者 黄祎/文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更是浙江经济发展的血脉。从明代龙游商帮倡导“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儒商品格，到近代杭州毛源昌、王星记等商号凭借“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驰誉中外，再到改革开放初期两次焚烧劣质温州皮鞋，浙江人始终遵循着讲义守信的朴素诚信观。
2001年，浙江省委明确提出建设“信用浙江”。至2010年，以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信用主体互促共进，法规、道德、监管三大体系建设相辅相成的“信用浙江”建设初见成效。在“信用浙江”建设中，全省质监部门着力构建以“质量第一、标准为据、计量保证、守法立信”为基本理念的企业质量诚信体系。广大企业讲公德、守信用、重质量，积极发起或参与质量诚信承诺活动。配合做好企业质量诚信档案的建设，树立起浙江产品良好质量信誉。
一
事件：
1985年3月，浙江省工商局下发《关于开展命名“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活动的通知》，开始“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培育活动。
“重合同、守信用”是一种法制观念和新的道德规范，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是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是在观念形态和道德规范方面的一项建设工作，没有经济合同，经济关系就很难确立和稳定，同样不树立“重合同、守信用”的观念，合同就推行不了，商品经济也很难得到顺利发展。
开展“守合同重信用”活动，就是要建立企业合同管理的自我约束机制，提高合同履约率，培育诚信守约的商业道德，让企业深刻认识诚信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自觉为建立和维护合同信用而努力。
二
事件：
2001年，富阳市将法院、公安、统计、卫生、物价等15个职能部门和8家商业银行所收集的当地所有经营户的信用信息资料汇集入库，建立全国首个企业信用工程资料库。
在整个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建设中,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进行企业的信用管理体系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工商企业信用建设体系，是企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下对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企业建立相关的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发展的前提，是工商企业生存的基本。
三
事件：
2001年，省委十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努力建设“信用浙江”。
信用浙江建设是集成创新的系统工程，是基础性破题性的工作。打造“信用浙江”是浙江省“两个高水平”建设的重要基石，是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头号工程，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经过多年探索和努力，全省企业质量档案建设工作稳步推进，企业质量诚信活动有序开展，质量诚信机制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全社会质量诚信意识也有较大提高。
四
事件：
2002年，全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组织实施“百万企业信用工程”，明确建立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实施企业信用监管的设想。
“百万企业信用工程”开辟了浙江工商企业信用工作的新纪元。宁波、临安、余姚、诸暨、温岭、乐清等市、县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被当地政府指定为企业信用工作的牵头部门，组建相应的工作机构，建立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开通企业信用网站。构筑起“以市场主体为对象，以经济户口为基础，以信息化为手段，以信用评价为杠杆，以培植信用资产为目标”的企业信用监管新体系，为消费者维权创造了一个诚信的市场环境。
五
事件：
2007年10月22日，“浙江省2007企业信用活动周”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
从之前的“诚信日”到现在的“诚信周”，不仅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公众对诚信的认知逐渐加深，认同的层面也不断扩展。
浙江省工商局发布“一号信用预警”，宣布173家信用丧失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在社会上掀起“信用监管风暴”。各市县（市、区）纷纷响应，错时联动，都开展了形式各异的信用活动，内容涉及工商企业信用开放日、广场咨询服务活动、企业信用知识培训、“信用创造财富”主题讲座、政府企业信用平台开通仪式等180多项。一场时间长、范围广、影响深远、席卷浙江全省的企业信用活动轰轰烈烈地展开。
六
事件：
2008年1月，浙江省工商局下发《企业信用预警制度》，全国首个“企业信用预警体系”启用。
市场监管部门对企业信用发出预警，是对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出现的信用缺失苗头给以及时提醒，目的是让企业提高认识，信用不仅是在其产品和经营中要有所彰显，更是在向社会展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在全社会营造出一个人人有信誉、处处讲诚信的良好氛围。
七
事件：
2010年10月28日，浙江省工商局发布全国首个“企业工商信用指数”，从信用发展角度反映浙江经济运行发展的质量，以信用优化浙江经济生态。
企业“信用指数”可以说是市场监管部门对一个企业的“体检报告”，如同“体检指标”反映了一个人的真实的健康状况，“信用指数”可谓是对企业是否健康地运行的客观衡量，它对于社会如何观察企业和企业怎样看待自身，具有相当的标准意义。
八
事件：
2011年1月24日，省质监局召开全省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质量诚信体系。
建立健全质量诚信体系，并将质量信用信息的共享，是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质量诚信建设中的作用，并对失信行为实施惩戒。从而营造企业信守诚信、部门促进诚信、社会重视诚信的良好氛围。
九
事件：
2011年8月17日，省质监局等9部门印发《关于开展2011年全省“质量月”活动的通知》，确定2011年全省“质量月”活动主题是 “建设质量强省，共创美好生活”。
产品是生产制造出来的，其质量高低取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开展质量月活动，对于营造产品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深入开展质量提升活动，和推动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十
事件：
2019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对信用浙江建设作了重点部署。
省政府工作报告围绕定性定量相结合、跳一跳够得着的目标，狠抓各项工作举措落地，扎实推进信用浙江建设。2019年工作的总体目标是：“1个平台”上半年全面建成，“3大体系”主体框架构建完成，政府和社会协同应用全面推进，诚信环境更加健全，信用成为区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信用浙江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要建立健全齐心协力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省政府要求，省发改委要发挥好牵头作用，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清单，明确任务表、责任表、时间表，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提高认识、密切协作、通力配合，进一步完善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机制和协同应用机制，全力推进本部门业务系统与全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对接贯通，坚决打破 “信息孤岛”。要结合实际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健全抓工作的 “四大体系”，形成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滚雪球”效应。
范式——
温州鞋的三把火
一个城市的信用涅槃
见习记者 黄祎/文
说起诚信，温州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武林门大火”。改革开放之初，东南沿海的一些小厂为了赚取暴利，成批地生产假冒伪劣商品。这种现象在温州地区尤为严重，在那里，各种假名牌应有尽有。时间长了，全国都知道温州货不可靠，许多商店为了表明自己的信誉，都在店门口贴上“本店没有温州货”。温州货成为生意上的负招牌。因消费者投诉温州制造的皮鞋穿一天就脱胶，全国商业系统开始打假。制鞋基地温州的假冒伪劣成为“千夫所指”。
1987年8月8日，在杭州市中心的武林广场，5000多双产自温州的劣质皮鞋，被熊熊大火吞噬。当杭州人报以掌声的时候，温州人低下了头。
这次烧鞋事件，给刚刚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的温州制鞋企业，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同时也给温州鞋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打击。但温州人没有被烧趴下，温州制鞋企业也没有在这把大火中化成灰烬。当然，他们更没有理由怨天尤人，而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继而谋划涅槃重生，开始以后更加漫长的创业之路。
武林广场燃起的“耻辱之火”
温州人做鞋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作为传统产业，有其不可替代的产业链优势。自改革开放起，温州人拾起了祖业。上世纪80年代，温州鞋成了温州人和温州经济阶段性的代名词。在武林门烧鞋事件之前，温州鞋企已经发展到了6000余家。
回想当年的做鞋情景，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回忆：“一把剪刀，一把锤子，一个煤球炉，就可以做皮鞋。”这样简易的流程，使温州一时间里大大小小的皮鞋作坊、小厂纷纷冒现在街头巷尾。而已经无处不在的温州供销大军，则将温州鞋运往各个城市。款式新颖的温州鞋，很快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温州鞋因此大行其道。此时，一些技术落后、工艺水平低下的企业，试图在邪道上一夜暴富，假冒伪劣的温州鞋，因此大量进入市场。那一年，杭州相关部门检查市场上鞋子的质量，发现了18种鞋子的底板帮头是纸壳做的，其中16种鞋由温州出产。温州鞋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使得最初的价格优势，很快被假冒伪劣所掩盖，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种短命鞋称为了 “星期鞋”“晨昏鞋”。温州，也与“造假”并称而扬名国内。杭州人的忍无可忍，代表的是消费群体的普遍怨愤，这把火，便只能用“大快人心”来形容。
武林门这把火，竟然引发了全国性的 “火烧温州鞋”连锁反应，多地群起效仿，甚至连带成了不诚信的代名词。人们拒绝温州鞋，甚至捎带不要温州货。
在大火之后，温州鞋业陷入迷茫之中。有些鞋厂的老板得出“宁可盗名，不可欺世”的“经验”，当初的见证者回忆这段历史说，当时温州的鞋厂纷纷隐姓埋名，再也不敢打“温州制造”的字样，转而与上海、广州、深圳的许多小鞋厂或乡镇鞋厂搞起 “挂牌联营”，花钱租用人家的厂名和牌子，所谓“穿自己的鞋，走别人的路”。但这种假联营并不能真正解决温州鞋的“存活”，一方面是有关部门的严厉打击，再者是假联营的厂家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与经济纠纷。
在这些风风雨雨的历练之后，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温州鞋走出去，应当重拾信心，创立自己的品牌，让一切从头再来。
“雪耻之火”见证复苏
就在一些温州鞋厂挖空心思搞假联营的时候，一批更有胆魄和见地的老板，正在卧薪尝胆，下定决心一手抓质量，一手创品牌，打出“温州制造”的名声来。
在武林门火烧温州鞋之后的1988年6月，中国皮鞋行业第一个行业协会“温州市鹿城鞋业协会”宣告成立。在授牌仪式上，协会联合370多位鞋厂厂长发出倡议：“凡我鞋业同仁，都要以鞋城声誉为重，讲究皮鞋质量，不赚昧心钱。”1989年，鹿城区成立鞋业质量整顿领导小组，开始对鞋业进行全面清理整顿。
在这些事件中，还有一批温州鞋的制造者，做着消除温州鞋留给人们心理阴影的努力。1989年初，奥康集团的王振滔在武汉租用国营商场柜台，卖自己公司生产的皮鞋，开创中国“引厂进店”销售新模式。
1990年，郑秀康用120万元买了温州制鞋史上的第一条绷帮流水线，为温州机械化制鞋开了先河；1991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 “质量立市”的发展战略；1993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二次创业”，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即“358质量工程”：从1993年开始，用3年时间，使温州主要产品质量达到省内先进水平；用5年时间，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用8年时间，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1994年，温州市颁布 《温州质量立市实施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说是温州最早的个人社会信用档案；1999年12月15日，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在杭州点燃一把火，烧毁了2000多双假冒温州名牌的伪劣皮鞋，这把火也被叫做“雪耻之火”。
1987年到1999年，12年的一个轮回，温州人终于站到了鞋业和许多品牌的制高点上，当初蒙羞的大火到后来雪耻的大火，不是偶然，这是励志的结果，是自信的结果，更是温州人精神真正得以迸发的结果。
365天，天天是“诚信日”
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温州人感觉到信用是如此不可或缺。2002年6月6日，温州市委召开建设“信用温州”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上下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打造“信用温州”这张金名片。当天，温州企业倡议将每年的8月8日设立为“温州信用活动日”。同年8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将8月8日定为温州诚信日的决议，8月8日，温州市第一个诚信日活动在松台广场拉开帷幕。
作为一个诚信城市，应该形成每个公民以讲诚信为荣的社会氛围，除了8月8日，365天里，天天都应该是“诚信日”。
2007年8月8日，与第一把火时隔20年，温州人在杭州武林门再次点燃一把火，这把火，被称为“诚信之火”，与前两次大火不同，它不再是“烧”，而在于自觉“重燃”。这把火也脱离“皮鞋”这个主题，是温州从原始积累、“二次创业”到“第三次跨越”成就的全方位展示。
“温州人应该感谢20年前的那把火，它不仅烧醒了当年温州鞋业界的质量意识，而且烧出了温州的信用意识。”王振滔说，也正是那把火，把温州人逼到了“绝路”上，“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不单对于温州鞋。”
对于温州商人来说，做生意和做人是一样的道理。潘志诚创办乔耐鞋业有限公司时，把“诚信”作为第一个厂训。有一次为研发新品，潘志诚请台湾最大的皮料老板廖先生帮助研发，双方口头达成协议进行合作，可因为市场定位不准，潘志诚决定不推出这种新品，但按口头协议，支付了对方约50万元的费用。这对于当时规模还不大的乔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潘志诚说：“不想因为一次的50万元而失去更多的50万元、500万元，甚至5000万元。”
对诚信的理解，每个温商虽有不同，共识却是“只有诚信，企业才能发展”。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提出了“五个诚信于”，即诚信于消费者、诚信于员工、诚信于供应商、诚信于代理商、诚信于社会。公司从不拖欠供货商的货款，得到的回报就是供货商总是让红蜻蜓优先选择上好皮料。信用已经成为温商最可靠的资本，是温州企业最有生命力的无形资产。
前两次杭州武林门烧鞋事件，是温州信用建设和质量建设的重大转折。回眸向来踏行处，这一切来之不易。经过无数次诚信的风雨洗礼、烈火淬炼，温州终于涅槃重生。诚信，已然成为温州城市一张“金名片”。
三把大火，洗去温州鞋业曾经的耻辱，孕育出温州鞋业今日的辉煌。如今，30多年过去，“耻辱之火”早已余烬消散，温州鞋业也凭借其自身的不懈努力，彻底甩掉了“假冒伪劣”的帽子，奥康、康奈、吉尔达等温州鞋企更是占据“中国真皮鞋王”半壁江山，成为中国鞋业最具竞争力的品牌群体。
回顾过去，我们应该看到，武林门大火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不单让一个产业复活，更让一个城市的信用觉醒。这把火，会照耀着温州今后的路，温州人也会在这火光记忆中，一如既往。
从双重危机到一言九鼎 从“星星之火”到全民共识
一个专业市场的自我扬弃
导报记者 安宇/文
“一分一厘诺千金，千金……”一首《义乌英雄》，叙述历史，唱出了义乌人的英雄豪情，也唱响了义乌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从“敲糖帮”“货郎担”走街串巷、鸡毛换糖，到货达海外、商通天下，从蹒跚学步到茁壮成长，义乌凭借着 “诚以待人，信以立身”的文化基因，在五易其址、八次扩建的风雨洗礼中，缔造出“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点石成金”的发展奇迹。
2016年，义乌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1月9日设立为义乌市 “诚信日”。这个寓意“一言九鼎”的日子，静悄悄诉说着义乌小商品的信用故事。
四两拨千斤，
信用建设管住大市场
两年前的一部《鸡毛飞上天》，将义乌市场发展几十多年历程展现到了大众眼前：假货、贴牌货在市场里悄悄横行，正牌商品无人问津，创业者不敌诱惑跟风进了一批“贴牌包”，恰逢政府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另一边，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间以假货为由相互拖欠货款，义乌市场陷入“信用”“三角债”双重危机。
剧中如此演绎，而在义乌市场的真实发展历程中，这样的危机确实曾是困扰市场持续发展的绊脚石。
在传统的监管模式下，繁重的监管任务与薄弱的监管力量间的矛盾非常突出，而失信成本较低使得一些经营者屡屡“以身试法”。面对几万个商位和超过20万的从业人员，尽管监管部门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去监管，但结果仍不尽如人意。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少数几个经营者的失信行为，将造成整个市场的集体失信，创新监管模式迫在眉睫。
2000年，义乌市工商部门将信用监管作为新型市场监管理念和方式，开始了长期的探索实践：一方面加大对假冒伪劣行为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市场诚信建设。
当地工商局在市场上创建信用评价机制、信用商位评选制度；义乌政府开办中国小商品城个体经营者培训学校，对新入场经营户实行“先培训后上岗”的方法，引导经营户诚信经营、守法经营；同时建立起一套能准确反映经营户信用现状并进行分类监管，集信用征集、综合评价、公示反馈、监督管理、激励奖惩等主要内容的信用监管网络平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全面的信用评价体系。
通过信用分类监管，义乌市场的经营户素质明显提高，市场经营户违法率、消费者消费投诉量比呈逐年下降趋势。根据随机抽样显示，2005年，客商对义乌市场的诚信满意率达92%。
这样的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模式，成为了全国的一面 “旗帜”。2008年、2011年、2014年原国家工商总局三次在义乌召开全国性会议，义乌市场信用分类监管成为全国样板。2017年，商务部、原工商总局、原质检总局等9部门联合发文，向全国推广义乌小商品城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机制经验。
40年发展，义乌在资源、区位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小商品城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誉为“全球最大小商品批发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信用建设先行一步。
诚信包容，
从“星星之火”到全民共识
“客人是条龙，不来要受穷。”从这句义乌方言中，不难看出义乌人对客流的重视。2007年，义乌在“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基础上，将“诚信包容”加入新时期的“义乌精神”。在很多人看来，“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让义乌人办得起市场，而“诚信包容”则让义乌人办得好市场。
作为一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诚信是义乌发展的灵魂，也是其商业文明的核心。而这，也已成为市场经营者和海内外客商的普遍共识。
立足商贸城市特色和优势，近年来，义乌牢牢把握信用“收集、评价、应用、发布”四大环节，积极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不断完善以信用为基石的诚信营商环境。
2008年1月，全国首个反映商品交易市场信用波动情况的指数——义乌市场信用指数正式对外发布。经营户的每一笔买卖都会被评价、分解和累计。
20多年的探索和积淀，2019年4月25日，“义乌市场信用”APP在全国信用APP观摩活动中成为焦点。这个能实时展现市场主体信用状况的应用移动端，于去年1月上线，目前已实现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内6万余市场主体以及境内外常驻和主流客商的全覆盖。按照信用分从高到低，信用APP将市场商户分为AAA、AA、A、B、C、D六个等级，无论是新客户还是老客户，看了都一目了然。
在义乌小商品城，难以量化的“诚信”被转化为直观的数据。而这些有形的数据也让市场的经营户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营，才能形成义乌品质，走向世界。
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使得信用在义乌不仅仅是口碑和荣誉，更带来全方位的发展优先权。
2006年10月，义乌小商品城被原国家工商总局授予全国首个“守合同、重信用”市场荣誉称号；2008年2月，又被授予“全国市场信用分类监管示范市场”荣誉称号；2011年，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正式获批；2015年，义乌入选国家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创建城市；2016年1月，信用义乌网站上线；2017年7月，义乌荣获国家“城市信用建设创新奖”；2018年，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12家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义乌榜上有名……
党建引领，
“红色引擎”牢筑诚信基石
在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馆的“佑美屋”日本生活馆内，“以诚待人，以信立业，永远跟党走”——墙上新张贴的几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这是公信墙，能给各地客商一种信任感。在义乌市场，党员身份是责任，是经营砝码，是对消费者的承诺，也是自律和初心。”义乌市佑美进出口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庄建伟说。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义乌就开始“市场党建”的探索，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协党支部。义乌市场党建工作从1985年开始起步，迄今已经走过34年的发展历程，成为牢筑诚信基石、推动义乌市场繁荣发展的“红色引擎”。
在商言商的市场经营户，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员作用？义乌市场监管部门积极引导党员经营户围绕市场、服务市场，当好政策宣讲员、诚信示范员、纠纷调解员，志愿服务员，舆论引导员。同时坚持“市场党建与市场信用相挂钩”的工作理念，不仅为每位党员经营户标注了“共产党员示范岗”标识，还在“义乌市场信用”APP上增加了党建元素板块。在信用赋分上，党员身份、党建工作等均有不同分值。
“我们将党建元素转为信用资产，发挥信用APP正向激励作用，增强党员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获得感，发挥市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促进行业自律，引导广大经营户诚信、守信经营。”义乌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信用等级良好以上的党员经营户占比91%，其中优秀占到56%。
一直守信，就能点“信”成金。30多年光阴，信用作为义乌经济和市场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已成为义乌最大的无形资本。相信“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会在这座“市上之城”中永续传承。
样本：徐晓慧：敢于“耍大牌”，诚信给底气
导报记者 安宇 通讯员 何思涵/文
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共有7.5万个商铺、21万家供应商，经营着26个大类、180万种单品。有人曾做过计算，每个商铺停留3分钟，走完整个市场要一年时间。
从1995年夏天初到义乌做生意至今，徐晓慧就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里打拼了20余年。她见证了“买全球，卖全球”的市场繁荣，也把诚实守信、义利并举的基因深深刻在了血脉里。
只有讲诚信才能把生意做大
徐晓慧是永康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纺织品专营区经营“小蜜蜂”品牌毛巾。说起她的名字，不少市场里的商户都会竖起大拇指，因为她连续两年荣获 “义乌购”十大经营户，至今她的店铺依然挂在“义乌购”市场信用平台的榜首。
“这些年的从商经历，我最大的体会和感悟就是，做生意要讲诚信，不讲诚信，生意就做不大。
在日常生意往来中，徐晓慧讲信用的事例不胜枚举，“只要符合公司确定的代理商条件，无论这位代理商实力大小，公司都给予统一价格，统一的奖励政策，而绝不欺小客户。一旦和客户签订了地区总代理权，即使后面有人提出很诱惑的条件来取而代之，也决不答应，确保已签约代理商的权益。”
2015年12月中旬的一天，江苏南通的一个客户来和徐晓慧对账，当时客户多付了6000多元钱。晚上在算账时，发现了这一情况的她马上将客户多付的钱通过网上银行汇了过去，然后再给客户打电话。南通的客户感动地说：“你的正直、诚信真让人佩服。”
徐晓慧告诉记者，从商20多年，只要客户付了定金或货款，她就一定会确保及时发货。“客户也是要做生意赚钱的，我们如果发货不及时，就会影响客户生意。假如我们公司一时没有客户所需要的货，一定如实告知，绝不欺骗，如果骗了一次，第二次客人就不来了。”
把诚信理念传到五湖四海
守住诚信，以身作则；对于客户，她也有严格的审核标准。店里从不轻易赊账，万一赊账了，催讨三次仍拿不到货款，客户就会被拉入黑名单。“贸易往来中，双方都要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客人不拖欠货款，同时也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这才是良性健康的经商文明。”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在竞争激烈、产能过剩的针织品行业，徐晓慧靠着这样的 “任性”，耍起了“大牌”，也耍出了品牌。
店铺长期良好的市场信用，取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信任。目前，她所创立的“小蜜蜂”品牌产品除了在国际商贸城实体店销售外，还在义乌购、淘宝等网上销售，线上线下开辟了两个销售市场。
因为信任，许多客户人不来义乌，而是选择在网上把产品选好后，直接把货款打给徐晓慧。对于诚信度高、经营状况好的客户，徐晓慧也会考虑在价格方面让利等优惠措施。
“2014年的‘摇响拨浪鼓·同圆中国梦’工程中，我们把‘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了我们的毛巾产品中，依托义乌市场贸易流通渠道，把诚信理念传到五湖四海。”徐晓慧举起了一条印着大大“福”字的毛巾说。
正因为多年的沉淀积累，信用已经渗透到义乌市场的每个角落，让每个像她一样奋勇打拼的商户，都能依靠信用这张“金名片”，在义乌庞大的商业网络中扬帆起航。
样本：王国田：经商三十年，“信义”刻心间
导报记者 安宇/文
在义乌经商，最重要的是什么？新奇的想法还是广阔的人脉？对于扎根义乌市场近30年，伴着义乌市场一起将货物销往全球的经营户王国田来说，他给出的答案是：诚信。
生意兴旺靠诚信
王国田是土生土长的义乌人，成年后便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经营毛巾、袜子等日用小商品。后来，他开始在义乌市场上经营起对讲机、电话等通讯设备生意，这一干就是20多年。
他身边至今还珍藏着一本老旧画册，里面有义乌几代市场的照片。从由水泥板搭起商位的第一代马路市场，到第一位外商来二代市场采购，再到篁园市场和宾王市场，一张张老照片，静默地诉说着义乌市场的变迁与发展，也记录了包括他在内的无数义乌商人的鲜活成长。
在国际商贸城，每个商位门楣上都有“信用商位”星级评定，星级最高的有五颗星。“我的店铺是五星级信用等级。”王国田介绍起自家的商位，言语中充满着自豪。在市场经营通讯设备多年，在王国田看来，他的生意之所以兴旺，全依靠“诚信”这块招牌。
王国田说，20多年来，自己做生意从没骗过人，这才有了这块五星的牌子。“刚做生意的时候，有位外地的客商在我这里订了货，说急着要，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一定要把货送到五岔路口那里去。”
次日，王国田按时把货物送到了约定地点，却迟迟等不到客商露面。由于当时通讯并不发达，他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系，只能在原地苦等。直到傍晚时分，那名客商才出现。“后来他和我解释说是因为车子抛锚，对方看我一直等在那里，很感动，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和我做生意。”
因为诚信，王国田拥有了一批长期合作的生意伙伴，因为诚信，他也多了不少主动找上门来合作的客人。
示范引领是不容推卸的责任
去年7月，王国田接待了来自巴西的华人客商陈先生。尽管是头一回与自己做生意，但陈先生一口气下了10多万元的订单。说起这单生意，他说要得益于义乌市场信用APP。
对采购商来说，寻找信得过的商户是很重要的，但这很耗时。来到义乌后，陈先生接触了义乌市场信用APP，哪家商户更靠谱，APP上一目了然。
经过搜索比对，陈先生发现APP上显示王国田的商铺为五星级，而且本人是一名党员，其从业经历和众多荣誉更让他感到踏实。来到市场跟王国田交谈后，陈先生很快下了订单。
“信义”是义乌商业文明之魂，也是市场繁荣发展之本。去年10月，市场成立了“商城先锋联盟”，下设6支队伍。多年来坚守诚信经营的理念，王国田成为了“诚信经营示范队”的队长。
他告诉记者，作为队伍中的一员，强化诚信经营理念是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如今也希望通过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不断提升市场经营户诚实守法意识和信用状况，创造诚实经商、诚心服务、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提升市场的诚信度和美誉度。
“义乌市场历经多年发展，诚信经营不仅是我一直坚守的，更是广大市场经营户的鲜明底色。”王国田说。
温州柳市低压电器变形记
一个产业的绝处逢生
见习记者 王佳琦/文
从“前店后厂”的作坊式工厂蹒跚起步，在摸索和竞争中逐渐形成独具优势的产业集群，再到一批行业领军企业通过创新开放，不断与世界合作……这一切都在一个瓯江口北岸的“小镇”上悄然发生，这个小镇就是温州乐清柳市镇。
如今的柳市，已然成为国内最大的低压电器集散中心，被誉为“中国电器之都”。温州的超千亿电气产业，一半生长于此，在时代风云变化中，他们创造了一个个发展奇迹。
透过柳市，我们看见了一部风雨砥砺的中国民营经济“进化史”；行走柳市，我们感悟民营企业的韧性和活力，从中体味中国经济的信心与未来。
“只要能做成这单生意。”
——夹着皮包搞供销，柳市丢了信用
据《乐清县志》和《柳市镇志》记载，1978年7月，柳市镇后街出现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兴起，柳市低压电器生产销售规模越来越大。但同时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受限于当时的条件，企业难以取得生产许可证，无证经营、假冒伪劣逐渐成为柳市电器的“标签”。“当时，柳市工商所对面就是电器一条街，商铺绝大部分销售低压电器或配件，相当热闹。大概在1986年，我们做过统计，柳市约947家店面和2524个柜台统统没有营业执照。”时任柳市工商所所长胡万昌介绍，当时个体企业不具备相关条件，拿不到生产许可证，也拿不到营业执照。
50岁的张小燕是柳市前街人，回想当时家中装配继电器的场景，她印象还很深。“为了生产继电器，家里摆满了螺丝、弹簧、线路板等各类配件，这些配件同样来自柳市街的店铺。”她说，装配好的继电器，外壳还得打个标牌。“乐清很少有标牌这种东西，那时候都要从别人那里买。”
那个年代营销员还叫采购员，外地的工厂有电器需要，他们带着订单到处打听，为了接到订单，柳市的生意人也有一些门道。“采购员要上海产的产品，那就去找上海的标牌打上，采购员要江苏产的，那就找江苏的，只要能做成这单生意。”
当时的情形正如张小燕所说，无证生产的电器产品为打开销路，会贴上知名国有企业的牌子，还有一些劣质产品，因生产工艺条件不具备，影响了质量，用不了多久。
胡万昌说，生产者大多从农民转型而来，没多少文化知识，不懂工业，刚尝到改革开放的甜头，生活条件有所好转，脑子都沉浸在怎么赚钱怎么来的思路中，质量、品牌等意识薄弱。
这些假冒伪劣电器究竟对柳市甚至乐清的形象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在外跑业务的供销员体会最深。乐清市营销员协会会长黄忠平深有感触地说：“我到了客户那里，不敢说自己是温州乐清来的，只好假冒上海人。人家说你的口音不对，我就谎称是插队到上海的。那时自己把自己的人格‘卖’了！”
“我们要牌子！”
——既破又立抓规范，柳市有了信用
1987年，杭州市民把5000多双温州产的劣质皮鞋付之一炬，唤起了温州人的质量和诚信意识。
1990年，随着国办发29号文件下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假行动席卷了乐清。国务院办公厅单独发文并成立调查组进驻柳市，开展为期5个月的打假行动。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个家庭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
除了打击，堵截也是此次打假的重中之重，电器产品实行准运证制度，对出运产品进行严格检查，必须凭准运证出运。时任乐清县副县长的林建伟印象很深刻，全县在北白象和清江建了两个检查站，并建立准运证制度，如检查发现没有准运证则一律扣押。随后，又设了两个水路检查站，坚决防止劣质产品外流。
在一系列重拳打击后，柳市开始思索，产业要发展，不光要有一把火烧掉假冒伪劣根源的“破”，更要有加大扶持力度的“立”。
正泰电器生产运营部副总经理金火说：“当时我们请上海的工程师过来，上海的工程师也问，你是要赚票子还是要牌子，董事长非常坚决地回答，我们是要牌子。”
要牌子，首先要规范经营。同样是1990年，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交易市场柳市电器城，在长虹村开业。管理部门要求入驻市场的电器厂商，必须规范品牌，出具生产许可证，严打假冒伪劣商品。
柳市从成立低压电器检测中心着手，整顿企业，整顿市场，实施扶优工程。符合要求的513个零售企业领到了“通行证”，很多产品领到了生产许可证，一些诚实经营的企业得到了重点扶持。
乐清的群众也渐渐理解了“打假”背后的真正含义。根据时任浙江省检查组组长翁礼华回忆：“这次打假行动，帮助低压电器生产企业解决了原材料供应问题，解决了部分银指标问题，不但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也为后来的发证创造了条件。”
从1988年的5个生产许可证到1994年获得625个生产许可证，乐清民营经济便如乐清湾大潮一般，不断奔涌向前。
“我们的产品有优势。”
——引进来、走出去，柳市靠了信用
从“家家点火村村冒烟”的作坊式工厂起步，到形成现代产业集群，柳市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缩影，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通过持续创新和开放合作，与世界共享机会。
2003年，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在“八八战略”规划指引下，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龙头企业引领，规上企业跟进，中小企业创新，一条从前端制造、中端物流到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正逐步完善。正泰、德力西、华仪等集团纷纷跻身中国企业500强，一系列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相继建起使用。2014年，乐清电器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大关, 达到1030亿元，成为温台地区首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如今，柳市已形成以高低压电器、电子、机械、仪表等为主导的产业体系，拥有企业8700余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390家、中国500强企业4家。
涅槃中重生的柳市人知道，是信用建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他们对产品品质的追求创造了低压电器产业的奇迹。他们以质量为核心，正全力构建“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新蓝图。
走出去，就是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向全球化全要素配置资源。近年来，长江电气通过多种合作模式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力装备、油田等重大项目建设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少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价格都具有优势，未来在这些区域的市场增长空间和潜力巨大。”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话说出了很多企业家的心声。
2018年，柳市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2.5亿元，增长9.5%。走过70年不平凡的历程，一个更加成熟先进的电气产业集群，正在柳市加快形成。
样本：德力西：从“以质取胜”到“科创兴业”的报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