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标准化这门新学科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提上了中国标准化工作者的议事日程。那是以1978年中国标准化协会正式成立（9月1日起被接纳为ISO的正式成员）和1979年国家标准总局又重建了标准化综合研究所为契机。1979年2月，由综合所戴荷生所长牵头专访了钱学森教授汇报并请教了建立标准化学科的有关情况和问题。有关摘录如下：“标准化研究所研究什么呢？最近我在想，把系统工程的概念扩大一点。我在前不久写的几篇文章中讲到科学的组织管理技术，系统工程，但有些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技术，叫科技研究系统工程，但理论基础之一的‘科学学’还没建立。标准化也是一门系统工程，任务就是设计、组织和建立全国的标准体系，使它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高速度发展。但标准化系统工程这项技术似乎还没有牢固的理论基础，还缺一门‘标准学’。标准学是把标准化作为社会的一项活动，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组织？它不光是自然科学问题，还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它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社会科学成分更大一些。标准化系统工程的方法是有的，运筹学、控制论、电子计算机等等。所以方法论这部分不担心，只要有理论，就可以组织干……”从钱老正式发表对建立“标准学”的论述至今，已经超过四十个年头了。我国标准化学术界（科研单位、群众性学术团体、相关院校以及执著地攻关的个人）为创建标准化这门新学科投入了无数的精力，所发表的相关的专著、教材、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和科普作品等积少成多，已称得上是洋洋大观。但正如建造“通天塔”那样，存在着根本性的“语言不通”的困难：由于在最基本的理论逻辑起点上，即涉及标准和标准化这种“思维客体”的概念的“指称”（即术语）及在内涵、外延和完整的定义表述上，缺乏完善的、能够符合逻辑自洽要求的共同语言（共识），从而在一系列的命题的确立、推理的进行和方法的实施等等方面，都具有局限性。我们看到，现有的各种标准化法规、工作指南和管理措施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成规模的、量大面广的、重点的特别是“高精尖”范畴的产品和工程（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等具体对象）的研制、生产和应用，以及安全健康卫生和环境等，而对于涉及社会治理中关系到民生利益的方方面面，均未纳入现行标准化管理的范畴。在诸如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都存在着管理不力、乱收费、霸王条款和潜规则盛行等现象，更有贪腐之风严重地污染着神州大地，而令民众不安——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更新和完善，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实践；钱老的系统工程学，包括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三大要件，怎样在标准化的理论和实践中发挥其奇特的功效呢？标准化古已有之，从ISO成立后“standard”和“standardization”的英语语词成为了汉语“标准”和“标准化”的对应词，一种特殊的“语义学”上的不对称带来了一些不便。有鉴于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标准化专业人员和不少专家学者，都不得不采用“广义”和“狭义”的修饰词，以尽量避免“逻辑不自洽”之嫌。在此前提下，这方面的出现的积极成果在传播和交流上就比较方便了。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研究员、工学博士麦绿波集30年标准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在标准化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世界性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他的两部大著《标准化学——标准化的科学理论》和《标准学——标准的科学理论》先后于2017年和2019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它们一起组成了标准化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原创性和全方位地阐述标准化的理论和方法的力作，也可以说是对四十年前钱学森教授首倡建立“标准学”的积极回应。（源自论文《农历庚子（2020）年的思绪——从事标准化工作“一甲子”的经历与见闻》，作者：顾孟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特此声明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