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为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原会长，国家质检总局原总工程师、法规司原司长，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营商环境研究中心特别顾问刘兆彬先生在第三届营商环境法治化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以下为演讲内容摘选：
我们知道“企业合规管理”这个主题抓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合规管理跟营商环境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营商环境好坏首先是看政府，政府是营造营商环境好与坏的主体，所以国务院发了条例，还有就是公共服务。另一个方面就是服务的这个对象、企业要合规，才能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在营商环境的营造过程中，我有一些体会：
第一 ，标准化是建设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支撑。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在那个《纲要》里对标准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定位。什么是标准？“标准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活动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制度的重要方面”，这都是原话。另外说“标准在我们国家促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当中，起着基础性、引领性的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说标准化在人类生产生活当中有这么重要的作用，我个人长期做法治工作的一个体会，其实标准是人类生活的一个“软法”，法治是“硬法”。但是法治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太原则、太高大上，解释那么多、五花八门，太多，它必须要量化、标准化、简化、可操作化，才能落到实处。
所以标准在人类生活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制度。
Elon Musk（埃隆·马斯克）曾经有一个说法，他能把9家超一流的高科技的公司，什么星链、盾构、特斯拉管得那么好，他说怎么管呢？就是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简单的问题流程化，把流程的问题标准化，把标准的问题制度化，“四化”。他就把这些企业管得非常好。而标准在特斯拉的运用当中，他把70个零部件压缩成1个，大大降低了成本。标准化在全球的经济发展当中，对国家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德国27%、法国23%、中国是7.8%。
因此在营商环境的构建当中，包括法律的制定，都要有标准化的思维、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评估、标准化的执行。甚至这么说，离开了标准化，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
第二，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标准化的评估，我觉得是全球最好、最有权威性的。
他们从2001年成立项目小组，2003年发布第一份《世界银行营商标准的评估报告》，搞了17年，覆盖了191个国家，它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怎么显著呢？他们影响了大概有100多个国家营商环境的改变，100多个国家实施了3000多项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的改革。据测算，这种改革对投资率的影响增长了0.3%，对GDP的影响增加了3.6%。
我们国家对营商环境也是高度重视，这种重视的结果就是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文件，特别是在中国的两个“样板间”，一个上海、一个北京，他们搞好了。在评价当中，2006年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100多国家排位是108位，2015年我们是90位，2020年我们进化到第31位，这就是我们的效率。
时间关系，我说一下世行对营商环境评价的标准，构建了10个标准化的指标，比如说从市场准入、获得经营场所、公共事务的连接、劳工的福利待遇保障、金融服务、国际贸易、纳税、争端解决，促进市场竞争和办理破产，等等。10个一级指标，30个二级指标，搞得明明白白。
而且成立3个团队，1个搞咨询，1个搞打分，还有1个就是验证各个国家报的这些数据。而且他领衔的经济学家，前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家，现在他们那位女士是全球50个顶尖经济学家之一。所以他们的评价和标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我们国家在营商环境的建设当中，也非常注重标准化的建设。比如说像上海，2008-2020出台了70多项文件，20多个线上办事的系统，落实了286项改革的措施，这样才使中国的营商环境大大改善。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营商环境。坦率地讲，是刚起步，你的评价体系、评价指标，真的离北京、上海还有一段差距；江浙比较好，台州也不错，但是很多地方都是有一定的问题。
在我的研究当中，学习世行的标准体系和评价结果，以及他对全球标准化的贡献，包括评价评估标准建设有这么几点提示：
一是，一定要有追求更加美好制度和促进共同繁荣的良好价值观。我觉得我们好多办事不太注重价值观，好多评估是就事论事，包括我们《营商环境条例》写得也不错，但是最根本的目标没有写上，就是怎么样来保障人民生活的提高、更美好制度的构建。
而且这个良好的价值观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解决了100多个国有家对你评估的认同和互动的问题，解决了动力跟方向的问题。你看看这个价值观，就是以评估促改革，最后达到消除全球极端贫困。世行有一个指标，一人一天1.25美元，到2030把人口降低在零点几，促进共同繁荣，建设更加美好的制度。
二是，我们搞营商环境的建设，无论法治还是评估，都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我看到世界银行搞营商环境指标的设计，每一个指标背后都至少有1-10篇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做支撑，它涉及到经济学、法学、管理、数理、生态、国际贸易，包括那些知名的诺奖大师科斯、布坎南、肯·阿罗、保罗·罗默等理论。定义的新改革，至少有100多篇国际核心期刊的理论做支撑。
而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能够被中国的核心期刊引用的营商环境的文章，大体不出超过100篇，大概只有74篇。
还有在方法论上，在指标量化体系上，世界银行非常重视系统方法、平衡方法，特别是量化指标的可验证、可量化、可比较、可追溯、可评价、可改进，这样的一个指标体系，我觉得是科学有效的。
三是，要坚持营商环境评价当中的监管制度、公共服务和整体效率的提高。在这里面我觉得在中国今后的政府监管当中，要大力提倡监管科学。这个在中国刚刚破题，监管科学在1997年被美国环保署正式引用，90年代被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管局）正式引用到管理体系当中，2020年已经正式列入了美国高校教育的专业体系。我们国家大概是2016年药监局刚刚引入监管科学。
为什么讲监管科学？我们的营商环境我刚才讲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首先你“规”要合规，就是我们说的良法善治。现在的问题，坦率地讲我们的“规”太多、太乱、太高，难以执行、难以操作。们经常说“高质量的立法，普遍的违法，选择性的执法”等问题。我觉得就是缺少标准化、缺少量化，随意性较大。
我们调研了浙江一个全国知名的大企业，这个企业需要合规的内容有多少？法务部做了一个梳理，梳理出这个企业如果要正常运营，他要做的合规事项达1300多件，这个企业怎么受得了？我们的法、我们的规那么多，包括我们的地方人大，我们地方有N多的立法权，N多的文件、规范。反正不管你怎么做，总有一款适合你，这样我觉得就不太符合科学监管、优良营商环境的构造。所以我觉得合规管理、营商环境的重心，应当放在政府自己的合规身上。
同时我们的公共服务，我们的水电煤气网，我们第三方的服务是不是到位，我们的数字化、科学化管理是不是到位？这是我们要提高的问题。比如说世界银行评价我们（排在）31位，但是中国的营商环境现在有四大短板：纳税，信贷，国际贸易和破产。我们1.6亿市场主体，但是僵尸企业比例是比较高的，至少在20%，很多企业都没了但是不能破产。我到一个发达地区去调研，他们说如果按照这个企业还“活着”，“活着”的标准是什么？还在纳税，有的地方的僵尸企业比例已经高达30%甚至40%。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政府监管的合规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中国合规最好的上海，纳税的总时长是138小时，而前沿的水平是49小时；出口的耗时是64小时，前沿国家的水平是2个小时；上海进出口费用的总量，平均一个企业是479美元，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费用，有的国家基本都是0。我们是有巨大的进步、巨大的改善，但是我们的差距仍然是不小的。
四是，要坚持持续改进。合规包括营商环境永远没有止境，永远要持续改进。
我在这里建议，国家应当修改2020年1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那个条例写得非常好，七章七十二条章写得面面俱到、特别棒。但是我觉得缺量化、缺操作。而且坦率地讲，由一个政府部门牵头写出来的法有点像文件，法言法语你要抠起来漏洞百出。同时里面的可操作性，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还有一定要牢记中央的大政方针，营商环境的三化就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千万不要非要把我们自己那点不符合国际惯例的特色塞进去，有的政策到国际上“特”不了的。《公司法》的修改、民商法律的修改，许多法律的修改，我觉得都要为这个营商环境（服务）。我们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不好，国务院特别着急，马上又出台了很多营商环境改善的政策方法。总之，我们营商环境的建设，我提出要立足新的“四化”，法治化、服务化、高效化和国际化。
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制度，共享更加美好的生活。祝各位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