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5日，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在上海举办国际电路系统研讨会（ISCAS 2026）。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正式发布“韬（τ）定律”。这是中国首次在全球半导体领域提出产业级演进新原则。

“韬”是希腊字母τ的汉语音译。在电路理论中，τ代表时间常数——信号从一种状态切换到另一种状态所需的时间。华为选择用“韬”来命名，不止于音译。“韬”的本义是弓袋，引申出“韬光养晦”与“韬略”两层意蕴——前者是在被动局面中蓄势的智慧，后者是另辟蹊径的谋略。

韬定律的核心主张是：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何庭波解释道：“摩尔定律的本质并不是为了压缩空间，而是更快的速度、更多的功能、更可承担的价格。”她进一步追问：“如果晶体管不能像过去继续变小，计算还能怎么继续变快？韬定律给出的答案是，不能只看空间，也要看时间。从晶体管、电路、芯片到数据中心，看每一层能不能减少等待、传输、同步和计算的时间。”

 

过去六年，基于韬定律，华为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覆盖移动通信、AI、汽车、工业、数据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2026年秋季即将面世的麒麟芯片将首次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实现跨越式提升。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老张在标准技术审评中心工作了二十二年。他经手过上万项标准的审查，从机械制造到电子信息，从建筑材料到食品安全，几乎每一个行业的标准他都碰过。

我第一次见到老张，是在一次标准审查会上。那天讨论的是一项关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团体标准，参会的大部分是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家，讨论的都是接口协议、数据格式、安全等级这些技术细节。老张坐在角落里，全程没怎么说话，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

会议开到一半，一位专家提了一个问题：“这项标准如果发布，现有的平台企业需要做多大程度的改造？”会场安静了几秒。老张抬起头，说了一句话：“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谁最需要这项标准？是平台方，还是用平台的中小企业？”

会场又安静了几秒。然后讨论的方向变了，从“标准的技术内容怎么定”转向了“标准到底要解决谁的问题”。后面的讨论顺畅了很多，因为大家终于搞清楚了——这项标准不是给平台方定的，是给那些没能力自己对接多个平台的制造企业定的。

散会后我问他：“你不懂技术细节，怎么一句话就把方向扭过来了？”

老张笑了笑，顺手拿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你们看标准，看到的是技术内容。我看标准，看到的是利益格局。一项标准的出台，一定会让某些人获利、某些人受损。你看得懂技术内容，只能做标准起草的辅助工作。你看得懂谁在推动、谁在阻挡，你才有能力判断这项标准该不该立、该怎么立。”

后来我慢慢发现，老张身上有一种奇怪的本事。面对一个从未接触过的新行业的标准草案，他能在不看技术细节的情况下，先画出这个行业标准体系的结构图——哪些标准已经有了、哪些标准还缺、哪些标准相互冲突——然后准确指出这份标准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

他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比谁更勤奋。但他有一种能力：几乎不存在“陌生行业”的陌生感。

他靠的不是记住内容，而是掌握了一套“结构”。老张把标准化的本质拆解成了四个问题：谁需要？谁来定？怎么用？怎么评？

“谁需要”是方向问题。一项标准有没有必要立，取决于有没有真实的产业需求。很多时候，标准立了没人用，就是因为立项的时候没有回答清楚“谁需要”这个问题。

“谁来定”是路径问题。企业主导、行业协会主导、还是政府主导？不同路径决定了不同的周期、不同的权威性。

“怎么用”是落地问题。是强制的还是推荐的？是采信的还是直接执行的？“怎么评”是迭代问题。标准发布之后有没有人用？用得怎么样？需不需要修订？

关于“谁来定”，老张有一个经典的判断。有一次，一份由某行业协会主导起草的标准送到审评中心，行业专家在会上反复强调“这是我们行业的事，我们自己最懂”。老张等他们说完，问了一句：“如果这份标准由你们协会发布，企业会认可吗？如果推荐给国家标准委，会通过吗？”对方想了想说：“不一定。”老张说：“那你选错了路径。不是谁最懂，是谁最有公信力。谁来定，取决于标准发布后谁最需要它——政府主导的标准有权威性，协会主导的标准有专业性，企业主导的标准有实操性，路径不同，结果不同。”

关于“怎么用”，老张有一个同样的判断。某省级地方标准被废止后，企业跨省销售不再需要额外检测，但行业内部仍然需要统一的技术规范。当地行业协会没有坐等，而是组织龙头企业将地方标准中的成熟技术指标转化为团体标准，该团体标准后来被国家级行业协会采纳为行业推荐性规范。老张评价说：“标准不是只有‘强制’这一种用法。能用、好用、管用，才是关键。”

老张把这四个问题称为标准化工作的“四问模型”。他用这套模型去扫描任何一个新领域，三下两下就能画出这个领域的标准体系地图。一位年轻同事曾经不服气地问他：“你连这个行业的门都没入过，凭什么判断我们的标准不该立？”老张没急着反驳，把那份标准草案翻到立项说明那一页，指着一行字说：“你们写的是‘行业普遍反映需要这项标准’。哪个企业反映的？反映的是什么问题？现有标准为什么解决不了？”对方答不上来。老张说：“你回答不了这四个问题，这项标准立了也是废纸。”

有一回我去北京已经很晚了，路过老张办公室，看到他戴着老花镜在看一份标准草案。桌上摊着七八份文件，他用红笔在纸上画满了箭头和圈。我没打扰他，第二天问他：“你昨晚审的是哪份标准？”他把那份草案翻出来，指着他画的图说：“这份标准有三处地方跟上面层级的标准冲突，如果不改，发出去就是两张皮。企业不知道该听谁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指在那些红笔画的箭头上来回划了几遍，像是在确认什么。

办公桌靠窗的位置上，老张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年轻时在工厂做技术员拍的，穿着工装，站在一台老式机床上。有人问过他为什么放这张照片，他说：“那时候不懂什么叫标准，只知道零件对不上就得返工。后来才明白，标准就是让零件能对上的那套规矩。不管在工厂还是在审评中心，做的事其实一样。”

有一次周末，我在公园里碰见老张，他正带着小孙子在沙坑边玩。孙子问他：“爷爷，你上班是做什么的？”老张蹲下来，用手指在沙子上画了四个圈：“爷爷的工作就是弄清楚这四个圈里应该放什么。一个圈放‘谁需要’，一个圈放‘谁来定’，一个圈放‘怎么用’，一个圈放‘怎么评’。把四个圈填满了，标准就对路了。”孙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抓起一把沙子撒向空中。老张哈哈大笑，拍了拍手上的沙。

标准化领域正在经历自己的“摩尔定律困境”。

过去几十年，标准化工作走了一条“数量扩张”的路——标准越多越好，覆盖面越广越好。据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全国各地已制定并备案的地方标准达7.8万余项。到2026年，团体标准突破12万项。

但这条路正在逼近极限。7.8万项地方标准里，有交叉重复的，有内容陈旧的，有跟国家标准打架的，有沦为地方保护工具的。12万项团体标准中，“多而不精、快而不优”的问题日益显现——有的协会发布了不少标准，却没有一项被行业真正采用；有的团体标准沦为“卖编号”的工具。

标准化工作面临的不是“数量不够”，而是“质量不高、效率不高、精准度不高”的结构性困境。2025年《关于加强标准制定与实施监督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动标准化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从行业数据来看，这个“质量效益型转变”在不同领域进展不一。据行业调研，同样是“标准从评估到修订”的闭环周期，政务服务领域仅需3个月即可完成评估并推动标准优化，而传统制造业领域从评估启动到标准修订完成通常需要12至18个月。曹妃甸政务服务标准的企业设立用时从3小时压缩至35分钟，效率提升5.86倍；而一项传统制造业标准从评估到推动修订，往往要经历多轮技术论证和利益协调。这种差距说明，“τ”在不同行业间差异巨大——服务的τ短，制造的τ长，新兴领域的τ短，传统领域的τ长。标准化韬定律的使命，正是把每一个行业的τ都压缩到应有的水平。

何庭波在回顾韬定律研发历程时说，有一阵子很沮丧，觉得没招了。当时摩尔定律正逼近物理极限，而华为比同行更早撞上了这堵“墙”。在巨大的压力下，她从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的历史中获得了很大的鼓舞。李冰父子在没有电、缺少机械的情况下建造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工程师其实就是面对约束条件，克服困难，把一些不确定性的东西慢慢变得确定”。既然路断了，那就“回到原点，寻找另外一条路”。

标准化工作者面对的，同样是“约束条件”和“不确定性”。当“数量扩张”遮蔽了标准化的本质时，我们也需要回到原点，重新问自己：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华为韬定律给出的启示是：当“数量扩张”的路走不通时，换一个维度——从“做更多的标准”转向“做更对的标准”。

“几何缩微”对应的是“数量扩张”——不断地增加标准的数量、覆盖更多的领域。“时间缩微”对应的是“效率跃升”——缩短标准从需求到立项、从起草到发布、从发布到实施、从实施到评估的每一个环节的时间常数τ。

标准化韬定律应运而生。核心主张是：以“时间缩微”替代“数量扩张”——不追求标准数量的无限增长，而是追求标准从需求到落地、从实施到迭代的全生命周期效率的极致压缩。

标准化之τ，就是从产业需求产生到标准产生实效的平均时间。

具体而言，标准化韬定律包含三层τ压缩：

第一层：需求识别之τ。一项标准从“行业需要”到“正式立项”之间，往往要经历漫长的论证协调周期。压缩需求识别之τ，意味着建立更灵敏的需求捕捉机制。谁在真正需要这项标准？需要到什么程度？等不及会怎样？2024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等关键领域加快标准布局、超前部署标准研制任务，就是从源头上压缩需求识别之τ。2025年，围绕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兴产业部署了167项关键技术标准研制；面向人工智能领域，启动了百项标准专项行动。

第二层：研制落地之τ。从立项到发布再到产生实效，中间有多个环节可以压缩。在研制端，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关于严格国家标准研制周期管理的通知》（市监标技（司）函〔2024〕405号），强制性国家标准研制周期一般不得超过24个月，推荐性标准一般不得超过18个月。自2025年1月1日起，超期未完成的项目将通过“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信息系统”自动冻结。确需延期，必须提前30天申请，强制性标准延长时限不得超过12个月，推荐性标准不得超过6个月。

2026年1月9日，国家标准委一次性终止了37项超期项目，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32项。从终止项目的领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化妆品、实验动物、生猪屠宰、热水器、枕芯等传统领域。这些项目之所以超期，根本原因在于立项时需求调研不充分，标准内容与产业真实需求脱节，或技术路线已被淘汰。国标委在通知中要求“加强项目管理，强化可行性和必要性评估，提高项目立项质量”——这正是“需求识别之τ”压缩不到位导致的后果。4月2日，国家标准委再次集中废止14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和6项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终止8项国家标准计划。5月25日，又终止6项国家标准计划。

在落地端，过去标准一旦发布就算完成任务。2025年《关于加强标准制定与实施监督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构建全国标准实施监测网、扎实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就是在压缩“发布”到“见效”之间的τ。

第三层：迭代更新之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技术变了，标准就应该跟着变。但过去很多标准发布后几年甚至十几年不修订。2026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2026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力争到2026年底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住房城乡建设部对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全面复审，决定废止72项现行标准。重庆已废止地方标准445项（废止率32.5%），云南清理出889项拟废止地方标准，广东废止327项省级地方标准。2026年3月，辽宁、山东、湖北等6个省市区共废止地方标准1675项。这些动作，正是在压缩标准生命周期的“僵化时间”——该修订的修订，该废止的废止。

“十四五”期间，新发布国家标准1.3万余项，国家标准总数已达到4.7万余项。2025年，我国发布国家标准4929项，同比增长56%。仅在2025年一年发布的数量，就超过了整个“十四五”前四年的总和。国家标准平均研制周期由36个月缩减到16个月。这是“时间缩微”最直观的成绩单。

三层τ压缩指向三条通用的方法论。

第一条：用“系统优化”替代“单点突破”。 华为构建了器件、电路、芯片、系统四个层级的协同优化体系。标准化也是如此——不能在“研制”这一个环节发力，而要在需求识别、研制落地、迭代更新三个层级同时压缩τ。

具体可以这样做：每个季度用半天时间，把你所在领域的国家标准目录过一遍——标记出哪些是五年以上没有修订的。对于标记出来的标准，追问一句：如果今天重新立项，这份标准还会被批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它就是你需要关注的目标。

第二条：用“逻辑折叠”打破线性思维。 华为的逻辑折叠技术，本质是将传统平面布局从单层折叠为多层，缩短关键路径的物理走线长度。何庭波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像把一座“平面城市”改成“立体城市”，区域之间安装了几百万台电梯，这样直达的距离就大大缩短。

标准化也需要“逻辑折叠”——哪些环节可以并行、哪些成果可以直接复用。2023年，国家标准委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采信团体标准暂行规定》（国标委发〔2023〕39号），明确采信标准从计划下达到报批周期控制在十二个月以内，可以省略起草阶段、简化立项评估。2026年1月28日，国家标准委下达2026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采信团体标准计划（国标委发〔2026〕12号），共76项。这批标准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三大领域，项目周期均为6个月。其中，15项星闪无线通信系统相关标准由国际星闪无线短距通信联盟发布，华为、TCL、OPPO、vivo等数十家企业联合起草。从团体标准到被采信为国家标准推荐序列，仅用了不到一年。这就是一次典型的“逻辑折叠”——跳过重新起草环节，直接复用成熟成果。如果从零开始走完整套国家标准制定流程，同样一项标准可能需要24到36个月。

江西在此次采信中同样成果显著——6项团体标准获批采信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南昌大学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研制的《照明用无荧光粉多基色LED封装性能规范》，自发布以来已在江西LED产业集群全面应用，带动企业产品良率提升、成本下降，并在赣州市于都县5000余间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室中实现规模化示范应用。

具体可以这样做：梳理本领域已有成熟团体标准——重点看实施是否满2年、实施效果是否良好——符合条件的优先走采信通道而非重新起草。建立标准制修订的“并行作业”机制，征求意见和技术审查同步推进。

第三条：用“向内求索”替代“向外追逐”。 华为的韬定律是“内敛式超越”——不追逐更先进的光刻机，而是向内挖掘系统优化的潜力。标准化也是如此。当我们在越来越多领域走到技术前沿，已经没有现成的国际标准可以“对标”时，就需要从中国产业的真实需求出发。2025年，我国在新能源、传统医学、脑机接口等领域牵头制定发布ISO、IEC国际标准285项。这些标准不是“对标”出来的，而是从产业实践中“长”出来的。

具体可以这样做：每个季度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任何国际标准可以参考，这个行业最需要什么样的标准？带着这个问题去调研产业一线的真实需求。

“怎么评”的实践同样在快速推进。2024年初，国家标准委联合五部委发布《关于在部分重点领域探索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及评估方法推广工作的通知》（国标委联〔2024〕42号），首次在全国层面构建“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反馈优化”闭环机制。2025年7月，国家标准委公示首批26个重点领域标准实施效果评估范例。其中，曹妃甸政务服务标准评估显示，企业设立用时从3小时压缩至35分钟，效率提升5.86倍，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32%。2026年6月，国家标准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广一批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方法的通报》（国标委发〔2026〕25号），从58家单位开展的25项评估活动中总结提出9种评估方法。其中，《航海日志》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有力推动了该标准的修订，修订后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已于2026年5月1日实施。古籍修复、美术馆光环境等领域的标准实施效果评估也同步入选。标准从“发布”到“修订”的闭环，正在被“怎么评”这套工具重新打通。

老张去年退休了。退休前他给年轻同事上了一堂课，题目叫《我做了二十二年标准审评，学会的唯一一件事》。他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谁、谁、怎、怎”。

教室里坐了二十几个年轻同事，有人记笔记，有人拍照。老张说：“你们记住这四个字，走到哪个行业都不会慌。谁需要，对应需求识别之τ——搞清楚标准到底要解决谁的问题；谁来定和怎么用，对应研制落地之τ——选对制定主体和流程，确保标准有人用、用得好；怎么评，对应迭代更新之τ——让标准体系保持活力，该修订的修订、该废止的废止。不管面对什么行业的标准，先把这四个问题回答清楚，你就已经比80%的人看得更透了。”

他说完，把粉笔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灰。“你们可能会换行业、换岗位，但标准化的底层逻辑不会变。谁需要、谁来定、怎么用、怎么评——这套框架，走到哪里都能用。”

老张走回办公桌旁，拿起那张泛黄的照片看了一眼，又放了回去。照片里，那个穿工装的年轻人站在老式机床前，不知道什么叫标准，只知道零件对不上就得返工。多年后他明白了，不管是在车间还是在审评中心，他做的都是同一件事——让不同的零件、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行业，能够在一个共同的语言下对齐。

 

多年后，我也开始用四问模型看标准。每次遇到新行业的标准草案，我都会先问自己四个问题——谁需要？谁来定？怎么用？怎么评？然后我发现，那些曾经让我感到陌生的行业，其实并没有那么陌生。

何庭波说：“工程师其实就是面对约束条件，克服困难，把一些不确定性的东西慢慢变得确定。”老张用二十二年做了一件事——把“谁需要、谁来定、怎么用、怎么评”这套框架，从一个行业的审评桌，搬到了另一个行业的审评桌。变化的只是外壳，结构始终如一。

能洞察这个结构的人，就能在任何行业中一通百通。这或许就是标准化韬定律最大的价值——它不是教你做更多的标准，而是教你用更短的时间、更准的判断，做更对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