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阿尔温德·拉曼出任美国商务部负责标准与技术的第5任副部长，同时担任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简称NIST）第18任院长。他的上任正值美国将标准竞争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时期，其学术背景、治院风格和政策取向，将直接影响美国在全球标准治理中的布局和节奏。对于中国标准化工作者而言，系统了解这位新院长的基本情况、任职特点和战略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基本情况
拉曼1970年前后出生于印度，本科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获机械工程技术学士学位。此后赴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2000年，拉曼以助理教授身份加入普渡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此后在普渡任教长达26年。2012年被授予罗伯特·亚当斯工程教授讲席，2023年2月被任命为普渡大学工程学院院长。拉曼的研究领域涵盖原子力显微镜、人体生物力学及电子制造三个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早在职业生涯早期，拉曼就与NIST研究人员在纳米技术领域展开过频繁合作，对NIST的组织文化、技术能力和运作方式并不陌生。
要理解拉曼这一职位的分量，必须先厘清NIST在美国标准体系中的角色。NIST是美国的国家计量院，前身是1901年成立的国家标准局，1988年更名为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根据《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法》，NIST的核心职能包括建立和维护国家计量基准，为科学研究、工程制造、商业贸易和教育机构提供与联邦政府认可标准一致的测量手段，协调联邦机构使用私营部门标准。
在标准治理方面，NIST承担着多重关键角色。它是总统在标准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负责协调联邦机构实施《国家技术转让和进步法》，主持机构间标准政策委员会。NIST为标准提供科学和测量基础，以技术专家身份参与并主导标准制定，通过与美国国家标准学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等方式强化公私合作。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等新兴领域，NIST承担着召集利益相关方、催化标准制定的核心职能。
此外，NIST还管理着《芯片与科学法案》下的半导体研发投资，运营着制造扩展伙伴关系项目，负责网络安全标准和后量子密码标准的制定。可以说，NIST不仅是一个计量科研机构，更是美国标准战略的执行中枢和技术策源地。拉曼作为NIST院长和商务部负责标准与技术的副部长，其决策将直接影响美国在全球标准竞争中的技术路线和资源投向。
二、任职特点
（一）强化标准制定的科学主导权
拉曼上任后反复强调一个核心理念，即从技术研发和测量方法入手推动标准的研究与应用，以科学为基础主导标准制定工作。这一理念并非空泛表态，而是与NIST的传统优势和拉曼的学术背景一脉相承。NIST历来主张，标准的权威性来源于坚实的测量科学基础。没有精准可复现的测量方法，标准条文就缺乏可验证性，也就无法在国际贸易和技术竞争中建立信任。拉曼本人在原子力显微镜领域的研究，本质上就是在纳米尺度上建立精准测量方法。这种学术训练使他深刻理解测量方法与标准之间的内在关联。
上任后，拉曼在多个场合表示，NIST将继续发挥在测量科学方面的独特优势，为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制定提供可验证的技术基础。这一取向意味着，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标准竞争，将更加注重以测量数据和实验验证作为标准条款的支撑，而非单纯依靠产业联盟的协商共识。对于其他国家的标准化工作者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在国际标准舞台上，仅靠产业规模和市场体量争取话语权将越来越困难，必须在测量方法和实验验证能力上具备同等水平，才能在标准技术辩论中获得平等地位。
（二）加速标准布局节奏
拉曼上任后，NIST在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布局明显加速，重点集中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和生物技术四个方向。在人工智能领域，NIST于2026年6月扩大了人工智能联盟的范围，面向技术能力达标的机构开放成员资格。该联盟通过六个专项工作组开展工作，分别处理人工智能评估、风险评估、偏见缓解、文档编制、安全以及化学和生物风险。拉曼直接领导这一联盟的运作，其目标是在人工智能安全和治理标准方面形成美国主导的技术框架。此前NIST已发布《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拉曼任内将推动该框架从指南性文件向可操作、可验证的标准体系转化。在量子技术领域，拉曼上任前夕的2026年6月29日，NIST宣布与SRI国际合作建立量子制造工程中心，初始投资2000万美元。该中心聚焦可扩展高性能量子器件的制造工艺和标准，目标是加速量子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转化。拉曼在中心成立声明中表示，NIST在量子科学技术方面拥有数十年基础研究积累，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将加速美国量子产业基础的发展。量子制造标准是量子技术产业化的关键瓶颈，NIST在这一领域的提前布局，将为美国在量子技术国际标准中争取主导地位奠定基础。 在半导体领域，NIST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设立了芯片研发办公室，负责先进封装、新材料、制造工艺等领域的研发投资和标准协调。拉曼任内将继续推进这一工作，重点关注半导体计量标准和先进制程的可验证性要求。在生物技术领域，NIST于2026年8月宣布加入国家Genesis使命，与相关机构协调在生物技术、量子科学和材料设计发现等领域的资源。拉曼表示，NIST对Genesis使命的贡献体现了其在推进美国关键技术领导力方面的持续承诺。生物技术标准，特别是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制造领域的标准，将成为NIST下一阶段的重点布局方向。
（三）构建标准制定的公私合作网络
拉曼强调NIST与产业界、学术界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协作，以促进美国创新产品与服务的开发。这一取向延续了NIST长期坚持的公私合作模式，但在拉曼任内可能呈现新的特点。传统上，美国的标准制定以私营部门为主导，NIST主要提供技术支撑和政策协调。拉曼的学术背景使他更加理解学术界在标准制定早期阶段的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拉曼在提名听证会上被问及如何处理制造扩展伙伴关系项目时，强调了该项目在帮助中小制造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方面的价值。这表明他理解标准和技术推广不能只关注大型企业和前沿领域，必须覆盖广大中小制造企业。这一思路如果落实，将使NIST的标准推广网络更加深入产业基层。同时，拉曼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在商务部长推动的机构改革中保持NIST的技术独立性。目前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制造扩展伙伴关系项目等问题上与国会存在分歧，NIST作为商务部下属机构，其项目执行和资源分配可能受到行政部门的干预。拉曼能否在技术决策上保持自主性，将直接影响NIST标准制定工作的连续性和公信力。
（四）将标准竞争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拉曼上任的大背景，是美国标准战略的加速安全化。2026年1月，NIST发布《21世纪美国技术领导力战略》，将巩固美国在标准方面的领导力列为战略优先事项。同月，美国发布《美国标准战略2025》，明确将标准视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基础。2026年7月，美国参议院举行标准战略听证会，将标准制定与技术研发、知识产权、制造能力、创新生态系统共同列为国家安全基础支柱。NIST前院长沃尔特·科潘在听证会上明确提出，允许世界其他国家主导全球技术标准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战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拉曼领导的NIST将更加主动地将标准工作与国家安全需求对接。其具体表现包括，在人工智能安全、后量子密码、半导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加速标准制定，通过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手段配合标准竞争，以及在国际标准组织中加强与盟友的协调。拉曼作为技术官员，虽然不会直接主导安全政策，但其领导的NIST将为这些安全化举措提供技术标准支撑。后量子密码领域是观察这一趋势的典型案例。NIST已于2024年完成三项后量子密码标准的制定，分别是FIPS 203密钥封装机制、FIPS 204数字签名和FIPS 205基于哈希的签名。这些标准已进入实施迁移阶段。中国则在2025年启动了本国的后量子密码标准征集，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国家标准。两条标准路径的技术路线存在差异，可能导致全球密码标准的碎片化。拉曼任内，NIST将继续推进后量子密码标准的全球推广，并可能通过供应链要求和贸易政策施压其他国家采用NIST标准。三、中国标准化工作者的应对思路
（一）认清标准竞争的底层逻辑。拉曼的上任及其政策取向，再次印证了一个基本判断。全球标准竞争已经从单一技术标准的争夺，演变为测量能力、科研实力、产业生态和制度设计的体系化较量。NIST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标准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其拥有世界一流的计量基准、持续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界深度融合的协作网络，以及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国际标准的制度通道。
中国标准化工作者需要清醒认识到，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标准竞争的窗口期正在收窄。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跟跑思维，即等待国际标准出台后再转化采用，将在这些战略性领域丧失主动权。必须建立体系化思维，从测量方法研究、实验验证平台建设、技术路线选择、标准文本起草到国际推广应用，进行全链条布局。特别是在测量科学方面，要加大对新兴技术领域精密测量方法的研究投入，因为没有测量能力就没有标准话语权。这是拉曼和NIST给我们的最深刻启示。
（二）加强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前瞻布局
针对拉曼任内NIST重点布局的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和生物技术四大方向，中国标准化工作者应当加强跟踪研究，提前谋划标准布局。在人工智能领域，NIST正在推动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从指南向可验证标准转化，并通过联盟形式汇聚产业力量。中国应当加快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重点在人工智能评估方法、风险分类分级、训练数据治理、模型可解释性等领域形成具有自主测量方法支撑的标准。同时，要积极参与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在联合国、ISO、IEC等多边平台上提出中国方案，避免美国标准成为全球唯一选项。在量子技术领域，NIST已成立量子制造工程中心，布局量子器件制造标准。中国应当加快量子测量基准和量子器件标准的研究，特别是在量子计算芯片表征、量子通信设备测试、量子传感器校准等领域建立自主测量能力。要利用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产业优势，推动相关标准的国际化。在后量子密码领域，中美标准路径分化的趋势已经显现。中国应当在坚持自主技术路线的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协调，探索不同密码标准之间的互操作方案，避免全球密码基础设施的彻底分裂。同时，要加快本国后量子密码标准的制定和迁移，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量子安全。
（三）深化计量科学与标准制定的融合发展。拉曼的学术背景和NIST的运作模式表明，计量科学是标准制定的根基。没有精准、可复现、国际互认的测量方法，标准条款就无法验证，也就无法在国际贸易中建立信任。中国标准化工作者应当更加重视计量科学在标准制定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计量基准建设与标准制定工作的深度融合。具体而言，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制定中，应当同步部署测量方法的研究和验证。标准起草组中应当包含计量科学专家，确保标准中规定的技术指标具有可测量性和可验证性。要加强国家计量基准在新兴领域的布局，特别是在纳米尺度测量、量子参数测量、生物特性测量、人工智能性能测量等方向，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测量能力。要积极参与国际计量局和区域计量组织的国际比对，确保中国测量结果的国际互认，为中国标准的国际推广奠定技术基础。
（四）提升产学研协同标准化能力。拉曼强调的产学研协同模式，值得中国标准化工作者借鉴。NIST通过与大学、企业和其他政府机构的紧密合作，将实验室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标准和产业应用。中国在产学研协同标准化方面虽然已有不少实践，但在协同的深度和效率上仍有提升空间。应当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更早参与标准制定，在科研项目立项阶段就考虑标准需求，将测量方法研究和技术验证成果作为标准起草的技术输入。应当支持企业与高校联合建设标准验证平台，开展标准条款的实验验证和符合性测试，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应当完善标准制定中的知识产权政策，合理平衡标准贡献者的权益和标准的公共属性，激励企业将核心技术贡献到标准中。同时，要关注中小制造企业的标准化能力建设。拉曼在听证会上对制造扩展伙伴关系项目的重视，说明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制造业强国，中小企业的技术推广和标准实施仍然是政策重点。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中小制造企业，它们是标准实施的主体，也是标准反馈的重要来源。应当通过标准公共服务平台、标准化试点示范、技术帮扶等方式，帮助中小企业理解标准、实施标准，并将实施中的问题反馈到标准修订中，形成标准制定与实施的良性循环。
（五）培养复合型标准化人才
面对美国将标准战略安全化的趋势，中国标准化工作者应当以更加开放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标准治理。要在ISO、IEC、ITU等国际标准组织中争取更多技术机构领导职位，深度参与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制定。要加强与欧盟、东盟、非洲等地区的标准合作，在多边和双边框架下推动标准互认和协调。要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等平台，推动中国标准在海外的应用，以产业合作带动标准输出。
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复合型标准化人才的培养。拉曼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人才，他既是纳米测量领域的顶尖学者，又具备大型科研教育组织的管理能力，还能够在政治听证会上应对国会议员的质询。中国的标准化工作者队伍中，既懂技术又懂标准、既懂国内规则又懂国际治理、既能够开展研究又能够进行沟通协调的复合型人才仍然短缺。应当在高等教育中加强标准化相关课程建设，在科研项目中增加标准制定任务，在国际标准组织中加大青年专家的培养和推送力度，打造一支能够在全球标准治理中代表中国利益、发出中国声音的专业人才队伍。
拉曼的上任是美国标准战略持续推进的一个缩影。对于中国标准化工作者而言，既不必过度焦虑，也不能掉以轻心。关键是认清标准竞争的底层逻辑，夯实测量科学基础，加强关键领域前瞻布局，深化产学研协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培养复合型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全球标准竞争中赢得主动，为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标准支撑。
